叶向高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个皇帝，却没有遇到有为之君。即便万历，先是励精图治，之后懈怠成习，三十多年不理朝政，致使朝政委顿。何况，他经历了严嵩、魏忠贤二度权奸当道，加上倭患频仍，种种灾难把国家推向败亡边沿。国家危亡，多难之秋，往往腐败丛生，邪恶横行。这样的历史舞台最考验人！那叶向高究竟如何在舞台上表演？
依在下看来，叶向高以他高尚的精神，纯良的道德，勤政廉明的作风，在晚明昏暗世界里闪耀一点亮光，虽无独挽狂澜之力，却使善良而无力抗争的庶民，看到中华传统文明的顽强生命力，在传承，在抗争。
（一）
叶向高算不算具有高尚精神，循良道德的好官、清官？除了把他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去观察，去比较外，还要看他当官时所占有多少财富来判断。
在农耕社会，一个人占有的社会财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二是房产，三是金银珠宝。当然商人还有商店、货物和货币（银票）等，但他们的根基依然是土地和房产。
那么叶向高占有多少土地呢？叶家在他的曾祖叶仕俨起，已是中等“耕读”之家，到了父辈叶朝荣，步入官场，当了知州（相当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再到叶向高入阁之时，有史料记载的，叶家有耕地200亩。或许人们会说，这不是大地主吗？怎么会是清官呢？
最近央视的“黄金100秒”和“我要上春晚” 两个栏目分别提出两句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实力，不怕比”。说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处在社会的比较位置。民间也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才能看出问题的真相和实质。
我们先把叶向高当时的家产，放在当时福清的土地面和人口的比重中来考察：
万历四十六年（1618），福清有11120户，41870口，土地（主要是耕地）587253亩，户均52.8亩，人均14.02亩。以户计，叶家200亩地，是户均占有土地的3.8倍。即是说，他一户占有土地是常人3.8户的数量。以人口计，当时全县户均3.76口；叶向高家人口，有资料可查的，到他入阁时至少10口以上，人均占地20亩，是全县人均占地的140%。就是说，他家每口占地是全县人均占地的1.4个人的份量。一个宰相级大官，占有土地在当时其他阁臣中，实在不成比例。与同为宰相的徐阶比较，徐占土地24万亩，叶只有徐家的0.03%；就是说，叶家土地，只有徐家万分之三。
再看房产。叶家未搬到县城前，在后叶村的旧居，后来被向高献作叶氏宗祠，并用皇帝赐给他的白银改建成规模宏大的祠堂。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有规模的大小。但他家留下居住的故居，实在小得不能再小。这时他已是副部级（南京吏部侍郎）高官了。到万历三十年，他44岁时，任职南京虽已位列三品，但闲职无事，返乡搬家，迁居县城。《籧编》卷一载：“初买龚氏宅甚隘，无力他徙，于西关外觅隙地数亩，辟园筑室，为游息之所”。可见，他不曾建造深宅大院的府邸。上世九十年代尚存的“双蝴蝶叶府”，其规模与中等民宅相等，哪有“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的气派，更比不上同时代的张居正之流所占据的亲王府的富丽堂皇。后有人说“十五落”和“官塘池”一带，都是叶府范围，那只是民间传闻，无任何史籍依据；或是叶氏后人所置，亦未可知。如豆区园，不知建自何年，叶向高对该园未留任何文字记载。有史志记载的“豆区园”三字匾，是向高孙子所题。该园即为向高晚年所购，也小得可怜，取名“豆区”，可知其规模，不如柘荣县一个知府花园，其住宅不如屏南县一个“尚书第”。
再说金银珠宝。文革开始时，一在罗源任教（恕我忘其名字）的叶氏后裔，怕祖上保藏的叶向高三件玉器——束发簪、玉如意和一枚玉质图章被红卫兵抄走，将以上玉器送给省博物馆收藏。我了解到此事后特意到省博物馆查看，据专家介绍，玉器可以肯定是叶氏“传家之物”，但质地一般。是一般玉器！它是叶向高所用之物，可证叶的作风；它是重要文物，却不是贵重玉器。此外，就没有再发现叶向高其他贵重物品。相反，张居正被抄家时，被抄出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和无数的金银珠宝。
（二）
叶向高的廉政作风，在史籍评价上，也是同时代所有阁臣所不及的。《明史》叶向高本传称：“向高有德量，善处大事。”又说：“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护善类。”清乾隆《福清县志》叶向高传则称：“向高坦直夷易，在朝不以城府待士大夫，所建言无大破士大夫党比之习，家居布衣徒步，与农夫野老，聚相趣谈。”当时温陵（泉州）人礼部尚书林欲楫评向高称：“不营身，不肥家，不徇私，不罔上” ；“休休大度，在内阁七年，未尝害一人，未受人钱，未向六部请办一件私事” ；在用人上，坚持“用其君子，去其小人，不论其何党。”而《明史》对严嵩的评语为：“搬倒并杀害夏言，得以为首辅。”执政二十一年“吞没军饷，致国库空虚，国家几不能支。”同一本书评徐价为：“纵子横行乡里”，评高拱为：“专权，擢拔门生故旧，排斥异已。”评方从哲为：“顺帝意，纵容党争，打击清流，朝廷解体。”遍阅史册，对上述晚明五帝期间所有阁臣的评价中，没有人能超过对向高评价之高。要知道《明史》是清乾隆年间名臣张廷玉主编的，张氏不仅学识渊博，且是比较忠实的大臣，其秉承史德，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明臣的评价是公允的。
叶的清廉作风还表现在破除土大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上。张居正的政治功过且不予评论，其不但三子皆登甲科，分别为状元、榜眼、进士，连家奴游七也被派去当官，“位列土大夫”。叶向高在相位，只儿子按荫子制授“尚宝司司丞”（虚衔，没有实职）外，三个弟弟，三个孙子，都没有步入官场。平时，他又严格约束管控家族子侄倚势抗法和欺压乡邻。民间所传“叶家羊牳也姓叶”的故事，就是向高教训子侄一个侧面。有一年，福清干旱，粮食歉收。农民无力交纳农业税，而省、府又逼着县官催收赋税。知县汪泗论束手无策，写信给向高，请求他出面向省府申请减免部分税额。向高回信大意是：“除向省布政司申报灾情外，对抗交钱粮的，应分别情况处理：实因歉收平民，应予明白公告免交，富户不得观望。若是吏员受贿，分派不公的，应予惩办。还有‘世宦’（世代当官）依势抗交的，应予依法追比。”接着说：据说我家人也有人抗交，其实是依仗我官势，官府不敢追交，请你先治我家族中抗交国课（国家税收）的人，予以拘捕清办，看谁还敢仿效抗粮。并说，千万不要碍于我的面子，妨碍公务。这与严嵩、张居正之流纵子为非，家奴横行，成为鲜明对比。
为人低调，又是叶向高作风一大特色。在内阁期间，前后十四次辞去皇帝给他的“加恩赐爵”。万历四十一年，皇帝以“延镇三次大捷，阁臣调度有方”为名加恩，加向高“少保兼太子太保”衔，向高上疏坚辞不接受，只受皇帝所赐大红丝斗胸牛背一袭（一件贵重的内背心）。同年十二月，因“一品考满”（官员年终考核得满分），加向高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向高又坚辞不受。万历四十二年，又因“一品考满”，加恩荫一孙子为尚宝司丞，向高接连五次上奏本，坚辞不受。同年八月，向高获准告老，皇帝加赐“太子太师” 衔，又被坚辞，只接受所赐白银一百两。皇帝加恩，赐荣衔，进爵位，一般士大夫都视为无上荣誉，而向高总怕“树高招风”，坚辞不受。还有两事，也足以证明向高为人不事张扬，处世低调的风格：
其一：黄檗寺僧释中天，进京向朝廷请求赐经书，以提高寺院知名度，进而重兴黄檗宗风。时万历不理朝政，所请得不到批复。中天在京二十年，病死京城，其徒继续留京承办此事。万历四十二年皇太后死了，万历要为其母举办隆重佛事。叶向高乘机上奏：天下有二十多家佛寺请求赐佛经，这是为先太后做功德的大好事。万历准奏，但只批准五处寺院赐经，黄檗寺是其中之一。万历派太监汪峰奉旨送黄金300两和佛经到福清。此时叶向高刚好获准告老。汪峰请向高同行，向高知道太监秉性，一有机会出京，就以“奉旨”出京驾势沿途索贿，百姓遭殃，名声极坏。叶向高找借口说：福清是穷地方，黄檗寺又破又旧，不好接待你这个奉旨的“钦差”。莫若我先行，为接旨和迎候大驾做准备。汪峰很高兴，表示同意。向高避开他，实质上是与一路张扬招摇的官场歪风划清界限，坚决不与同流合污，保持了清廉、亲民的可贵作风。
再一件事是，向高第一次告老，才五十五岁。福建地方官知道他是不得已才告老的，肯定将来会重新出山。于是想法子巴结他，决定由省布政司拨公款为向高在叶府前门竖个旗杆。叶向高得悉，马上写信告诉知县汪泗论：请你转告省里各衙门，竖旗一事，绝对不可。若硬要来竖旗杆，我就坚决拒绝，不予接受。在他坚持下，省、府、县各官，只好作罢。
（三）
一个人的成才，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诱导着。叶向高的高尚精神，循良的道德，清廉作风源于何处？在下以为，来自于他家的家教，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他的“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三个因素使他始终保持良好的人格和足以传后的风范。他的这一风范，借助他的政治地位和他文章的传播以及他待人接物温良恭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朝政方面因受时代局限（昏君的限制和朝臣的结党）无所作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起到缓和一些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减缓明王朝败亡的速度，以及减轻一些老百姓的苦难。然而他为国为民忠心不二，事君处友忠信不欺，生活作风不事张扬，地位崇高不谋私利。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君子”的风范，深深影响了一个时代。与他同时代的福清籍官员，多数都是耿介忠直，廉洁无私和爱民至诚的好官。如郑梦祯，官蕲州知州，时太监陈奉在湖广任矿税监，作恶多端，派爪牙王金吾到蕲州时，所有官员都下跪迎接，独郑梦祯不予理睬。王金吾以开矿为名，到处勒索贿赂，郑梦祯愤起曰：“我岂重去官耶？”遂辞职不干，老百姓闻讯，聚集几千人挽留，甚至殴打并驱赶了王金吾。陈奉向皇帝讦奏“郑梦祯聚众抗税”，致郑梦祯降职调任贵州。陈奉又派人跟踪，准备在半路上杀害梦祯，阴谋被百姓侦知，百姓们抽选几十人护送，保护郑梦祯安全到达贵州。梦祯从贵州告老时，不带一枚铜钱回乡。逝世时，消息传到蕲州，蕲州百姓“罢市巷哭”，派代表不远千里来福清祭典梦祯。翁世经，官终广东布政使，居官廉，死在任上，同僚拣其遗物，一无所有，只书数卷而已；李庶，任浙江金华知县时，有一权臣路过金华，所有府、州、县官都到兰溪迎送，唯李庶不去，说：“无非路过矣，何必劳民伤财，以保我的乌纱帽，心切耻之”；卢一诚，中进士后出知潮州。当时潮州是个富裕地方，任该知州人称“肥缺”，但一诚“毫无染指”。几个下属侵吞税款私分，送一份给一诚，一诚怒斥之。上司知一诚廉洁，要他兼管税务，他不干，说“奈何以守夺丞职。”他的廉洁奉公，感动了潮州百姓，他们说：“一诚凝操峻行，为年来守郡仅见”；林正享，官终户部尚书，户部是管国家财政的，但他丝毫不染，史志评他“遇事明决，于非义取予，一介不入胸中，地方兴起，必以身先”；方懋学，官工部主事。工部除负责水利、道路、桥梁、宫殿等工程外还负责宫廷物资供应，称为“上供”。工部官员在置办“上供”物资时，多虚报价格而从中贪污。提供“上供”物质的富商也多给工部官员行贿，以利他们推销货物，此种行为时人称为“官商勾结”，成为公开的秘密。独方懋学谢绝，不受贿赂，不参与私分脏款。他的拒腐作风，使其他官员有所收敛，“奸窦大塞”。懋学卒时，史称“囊不满十金”，在外做官的乡亲，闻讯为之流下同情之泪，大家出资，为他办理了丧事。还有大家所悉知的林汝翥大义灭亲，黄见泰“素冠白衣，终其一生，以节终其天年”等等。数百年来，为民所称颂不已。由于他们的洁廉无私，在福清，他们都没有留下富丽堂皇的宅院，现在还能看到的林正亨等的故居，都是民间的平房，看不出一点当官的气派。后埔街的夏家，数代为官，却无力建一座石坊顶，只好以木代石，后人称为柴坊。因为这一股清风。致福清如今少了许多足供观赏的旅游景点，但却在福清上空，飘荡着一股令人敬仰的清新空气——廉洁奉公的风尚，在教诲着一代又一代的福清人。
（完）
依在下看来，叶向高以他高尚的精神，纯良的道德，勤政廉明的作风，在晚明昏暗世界里闪耀一点亮光，虽无独挽狂澜之力，却使善良而无力抗争的庶民，看到中华传统文明的顽强生命力，在传承，在抗争。
（一）
叶向高算不算具有高尚精神，循良道德的好官、清官？除了把他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去观察，去比较外，还要看他当官时所占有多少财富来判断。
在农耕社会，一个人占有的社会财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二是房产，三是金银珠宝。当然商人还有商店、货物和货币（银票）等，但他们的根基依然是土地和房产。
那么叶向高占有多少土地呢？叶家在他的曾祖叶仕俨起，已是中等“耕读”之家，到了父辈叶朝荣，步入官场，当了知州（相当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再到叶向高入阁之时，有史料记载的，叶家有耕地200亩。或许人们会说，这不是大地主吗？怎么会是清官呢？
最近央视的“黄金100秒”和“我要上春晚” 两个栏目分别提出两句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实力，不怕比”。说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处在社会的比较位置。民间也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才能看出问题的真相和实质。
我们先把叶向高当时的家产，放在当时福清的土地面和人口的比重中来考察：
万历四十六年（1618），福清有11120户，41870口，土地（主要是耕地）587253亩，户均52.8亩，人均14.02亩。以户计，叶家200亩地，是户均占有土地的3.8倍。即是说，他一户占有土地是常人3.8户的数量。以人口计，当时全县户均3.76口；叶向高家人口，有资料可查的，到他入阁时至少10口以上，人均占地20亩，是全县人均占地的140%。就是说，他家每口占地是全县人均占地的1.4个人的份量。一个宰相级大官，占有土地在当时其他阁臣中，实在不成比例。与同为宰相的徐阶比较，徐占土地24万亩，叶只有徐家的0.03%；就是说，叶家土地，只有徐家万分之三。
再看房产。叶家未搬到县城前，在后叶村的旧居，后来被向高献作叶氏宗祠，并用皇帝赐给他的白银改建成规模宏大的祠堂。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有规模的大小。但他家留下居住的故居，实在小得不能再小。这时他已是副部级（南京吏部侍郎）高官了。到万历三十年，他44岁时，任职南京虽已位列三品，但闲职无事，返乡搬家，迁居县城。《籧编》卷一载：“初买龚氏宅甚隘，无力他徙，于西关外觅隙地数亩，辟园筑室，为游息之所”。可见，他不曾建造深宅大院的府邸。上世九十年代尚存的“双蝴蝶叶府”，其规模与中等民宅相等，哪有“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的气派，更比不上同时代的张居正之流所占据的亲王府的富丽堂皇。后有人说“十五落”和“官塘池”一带，都是叶府范围，那只是民间传闻，无任何史籍依据；或是叶氏后人所置，亦未可知。如豆区园，不知建自何年，叶向高对该园未留任何文字记载。有史志记载的“豆区园”三字匾，是向高孙子所题。该园即为向高晚年所购，也小得可怜，取名“豆区”，可知其规模，不如柘荣县一个知府花园，其住宅不如屏南县一个“尚书第”。
再说金银珠宝。文革开始时，一在罗源任教（恕我忘其名字）的叶氏后裔，怕祖上保藏的叶向高三件玉器——束发簪、玉如意和一枚玉质图章被红卫兵抄走，将以上玉器送给省博物馆收藏。我了解到此事后特意到省博物馆查看，据专家介绍，玉器可以肯定是叶氏“传家之物”，但质地一般。是一般玉器！它是叶向高所用之物，可证叶的作风；它是重要文物，却不是贵重玉器。此外，就没有再发现叶向高其他贵重物品。相反，张居正被抄家时，被抄出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和无数的金银珠宝。
（二）
叶向高的廉政作风，在史籍评价上，也是同时代所有阁臣所不及的。《明史》叶向高本传称：“向高有德量，善处大事。”又说：“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护善类。”清乾隆《福清县志》叶向高传则称：“向高坦直夷易，在朝不以城府待士大夫，所建言无大破士大夫党比之习，家居布衣徒步，与农夫野老，聚相趣谈。”当时温陵（泉州）人礼部尚书林欲楫评向高称：“不营身，不肥家，不徇私，不罔上” ；“休休大度，在内阁七年，未尝害一人，未受人钱，未向六部请办一件私事” ；在用人上，坚持“用其君子，去其小人，不论其何党。”而《明史》对严嵩的评语为：“搬倒并杀害夏言，得以为首辅。”执政二十一年“吞没军饷，致国库空虚，国家几不能支。”同一本书评徐价为：“纵子横行乡里”，评高拱为：“专权，擢拔门生故旧，排斥异已。”评方从哲为：“顺帝意，纵容党争，打击清流，朝廷解体。”遍阅史册，对上述晚明五帝期间所有阁臣的评价中，没有人能超过对向高评价之高。要知道《明史》是清乾隆年间名臣张廷玉主编的，张氏不仅学识渊博，且是比较忠实的大臣，其秉承史德，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明臣的评价是公允的。
叶的清廉作风还表现在破除土大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上。张居正的政治功过且不予评论，其不但三子皆登甲科，分别为状元、榜眼、进士，连家奴游七也被派去当官，“位列土大夫”。叶向高在相位，只儿子按荫子制授“尚宝司司丞”（虚衔，没有实职）外，三个弟弟，三个孙子，都没有步入官场。平时，他又严格约束管控家族子侄倚势抗法和欺压乡邻。民间所传“叶家羊牳也姓叶”的故事，就是向高教训子侄一个侧面。有一年，福清干旱，粮食歉收。农民无力交纳农业税，而省、府又逼着县官催收赋税。知县汪泗论束手无策，写信给向高，请求他出面向省府申请减免部分税额。向高回信大意是：“除向省布政司申报灾情外，对抗交钱粮的，应分别情况处理：实因歉收平民，应予明白公告免交，富户不得观望。若是吏员受贿，分派不公的，应予惩办。还有‘世宦’（世代当官）依势抗交的，应予依法追比。”接着说：据说我家人也有人抗交，其实是依仗我官势，官府不敢追交，请你先治我家族中抗交国课（国家税收）的人，予以拘捕清办，看谁还敢仿效抗粮。并说，千万不要碍于我的面子，妨碍公务。这与严嵩、张居正之流纵子为非，家奴横行，成为鲜明对比。
为人低调，又是叶向高作风一大特色。在内阁期间，前后十四次辞去皇帝给他的“加恩赐爵”。万历四十一年，皇帝以“延镇三次大捷，阁臣调度有方”为名加恩，加向高“少保兼太子太保”衔，向高上疏坚辞不接受，只受皇帝所赐大红丝斗胸牛背一袭（一件贵重的内背心）。同年十二月，因“一品考满”（官员年终考核得满分），加向高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向高又坚辞不受。万历四十二年，又因“一品考满”，加恩荫一孙子为尚宝司丞，向高接连五次上奏本，坚辞不受。同年八月，向高获准告老，皇帝加赐“太子太师” 衔，又被坚辞，只接受所赐白银一百两。皇帝加恩，赐荣衔，进爵位，一般士大夫都视为无上荣誉，而向高总怕“树高招风”，坚辞不受。还有两事，也足以证明向高为人不事张扬，处世低调的风格：
其一：黄檗寺僧释中天，进京向朝廷请求赐经书，以提高寺院知名度，进而重兴黄檗宗风。时万历不理朝政，所请得不到批复。中天在京二十年，病死京城，其徒继续留京承办此事。万历四十二年皇太后死了，万历要为其母举办隆重佛事。叶向高乘机上奏：天下有二十多家佛寺请求赐佛经，这是为先太后做功德的大好事。万历准奏，但只批准五处寺院赐经，黄檗寺是其中之一。万历派太监汪峰奉旨送黄金300两和佛经到福清。此时叶向高刚好获准告老。汪峰请向高同行，向高知道太监秉性，一有机会出京，就以“奉旨”出京驾势沿途索贿，百姓遭殃，名声极坏。叶向高找借口说：福清是穷地方，黄檗寺又破又旧，不好接待你这个奉旨的“钦差”。莫若我先行，为接旨和迎候大驾做准备。汪峰很高兴，表示同意。向高避开他，实质上是与一路张扬招摇的官场歪风划清界限，坚决不与同流合污，保持了清廉、亲民的可贵作风。
再一件事是，向高第一次告老，才五十五岁。福建地方官知道他是不得已才告老的，肯定将来会重新出山。于是想法子巴结他，决定由省布政司拨公款为向高在叶府前门竖个旗杆。叶向高得悉，马上写信告诉知县汪泗论：请你转告省里各衙门，竖旗一事，绝对不可。若硬要来竖旗杆，我就坚决拒绝，不予接受。在他坚持下，省、府、县各官，只好作罢。
（三）
一个人的成才，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诱导着。叶向高的高尚精神，循良的道德，清廉作风源于何处？在下以为，来自于他家的家教，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他的“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三个因素使他始终保持良好的人格和足以传后的风范。他的这一风范，借助他的政治地位和他文章的传播以及他待人接物温良恭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朝政方面因受时代局限（昏君的限制和朝臣的结党）无所作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起到缓和一些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减缓明王朝败亡的速度，以及减轻一些老百姓的苦难。然而他为国为民忠心不二，事君处友忠信不欺，生活作风不事张扬，地位崇高不谋私利。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君子”的风范，深深影响了一个时代。与他同时代的福清籍官员，多数都是耿介忠直，廉洁无私和爱民至诚的好官。如郑梦祯，官蕲州知州，时太监陈奉在湖广任矿税监，作恶多端，派爪牙王金吾到蕲州时，所有官员都下跪迎接，独郑梦祯不予理睬。王金吾以开矿为名，到处勒索贿赂，郑梦祯愤起曰：“我岂重去官耶？”遂辞职不干，老百姓闻讯，聚集几千人挽留，甚至殴打并驱赶了王金吾。陈奉向皇帝讦奏“郑梦祯聚众抗税”，致郑梦祯降职调任贵州。陈奉又派人跟踪，准备在半路上杀害梦祯，阴谋被百姓侦知，百姓们抽选几十人护送，保护郑梦祯安全到达贵州。梦祯从贵州告老时，不带一枚铜钱回乡。逝世时，消息传到蕲州，蕲州百姓“罢市巷哭”，派代表不远千里来福清祭典梦祯。翁世经，官终广东布政使，居官廉，死在任上，同僚拣其遗物，一无所有，只书数卷而已；李庶，任浙江金华知县时，有一权臣路过金华，所有府、州、县官都到兰溪迎送，唯李庶不去，说：“无非路过矣，何必劳民伤财，以保我的乌纱帽，心切耻之”；卢一诚，中进士后出知潮州。当时潮州是个富裕地方，任该知州人称“肥缺”，但一诚“毫无染指”。几个下属侵吞税款私分，送一份给一诚，一诚怒斥之。上司知一诚廉洁，要他兼管税务，他不干，说“奈何以守夺丞职。”他的廉洁奉公，感动了潮州百姓，他们说：“一诚凝操峻行，为年来守郡仅见”；林正享，官终户部尚书，户部是管国家财政的，但他丝毫不染，史志评他“遇事明决，于非义取予，一介不入胸中，地方兴起，必以身先”；方懋学，官工部主事。工部除负责水利、道路、桥梁、宫殿等工程外还负责宫廷物资供应，称为“上供”。工部官员在置办“上供”物资时，多虚报价格而从中贪污。提供“上供”物质的富商也多给工部官员行贿，以利他们推销货物，此种行为时人称为“官商勾结”，成为公开的秘密。独方懋学谢绝，不受贿赂，不参与私分脏款。他的拒腐作风，使其他官员有所收敛，“奸窦大塞”。懋学卒时，史称“囊不满十金”，在外做官的乡亲，闻讯为之流下同情之泪，大家出资，为他办理了丧事。还有大家所悉知的林汝翥大义灭亲，黄见泰“素冠白衣，终其一生，以节终其天年”等等。数百年来，为民所称颂不已。由于他们的洁廉无私，在福清，他们都没有留下富丽堂皇的宅院，现在还能看到的林正亨等的故居，都是民间的平房，看不出一点当官的气派。后埔街的夏家，数代为官，却无力建一座石坊顶，只好以木代石，后人称为柴坊。因为这一股清风。致福清如今少了许多足供观赏的旅游景点，但却在福清上空，飘荡着一股令人敬仰的清新空气——廉洁奉公的风尚，在教诲着一代又一代的福清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