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3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不久前在华人读者中进行了一份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请填写3个你最喜欢的国家和3个你最讨厌的国家。他挥笔了，填写得着实出人预料之外。因为，他在最讨厌的3个国家中，首先填写了“新加坡”。为什么？一个在日本的华人为什么会讨厌新加坡？顺沿着这个问号，记者开始了前提为不公布姓名和具体时间的采访。
养殖鳗鱼的失败
他是中国福建省福清市城头镇人，今年29岁。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在家乡从事房屋装潢工作；他下面有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了。
农村人，搞装潢。这在20年前的中国是不可设想发生的事情。但是，眼前却有这样的现实。从中，人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他呢，原来是在家乡从事油漆工作，是哥哥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日本的一些商社在附件大量收购鳗鱼，他也就乘风顺流转向，开办起个人的鳗鱼养殖场。那段时光，日本人显得很有钱。收购一吨鳗鱼，出价是18万元人民币。
试算算，一口深2米、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养鳗塘，一次可以放进两万多条鳗鱼苗。那时，每条鳗鱼苗的价钱是11.5元人民币。收获的季节，每口养鳗塘可以出产五到六吨满于。这是何等高额的收入！
当然，先期投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兴建一口养鳗塘，需要投资人民币150万元左右。由于这是日本商社定的货，销售出路没有问题，中国的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就肯于贷款了。
谁知，大商业帝国日本也不是日日都好。那些商社收购鳗鱼的条件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说越来越苛刻了。说到底，他们是要压低价钱。最后，每吨鳗雨的价格竟然跌落到7万元人民币了。
屋漏偏逢天下雨。他的鳗鱼养殖场，突然瘟疫流行，眼看着那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苗，在水中游动的越来越慢，最后是鱼身渐渐倾斜，鱼肚终于朝天了。
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和妻子守护在鳗鱼养殖场，像照料一个生病的婴儿那样，精心照料着这些传染上瘟疫的鳗鱼。投放药物，频繁换水，送走死者，抢救生者……
但是，苍天无眼。最后，他的40万条鳗鱼苗都慢慢地死去了。随时，如果用金钱计算的话，是120万元人民币。
面对着这个数字，他那本来就消瘦的身躯更加消瘦了；他那被泪水模糊的双眼更加模糊了。开办鳗鱼养殖场的时候，他曾想，如果赚了饯的话，可以说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赚过这样多的钱。关闭鳗鱼养殖场的时候，他真正感到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欠下这样多的债务!
欠债，总是要还的。他心里非常清楚。
怎么还呢？他想重新做一笔生意。为了这笔生意能够成功，他开始四处借钱。当他转了一圈后发现，为做生意去借钱，已经没有人肯于借他了。所有人都担心地问他“你的生意如果再失败了，你用什么钱还我们？”
是啊，如果生意再失败了，自己用什么钱去还所借下的债务呢？可是原有的债务也不能不还呀！
一位往日的好友找上门来，对他说“你没有听说嘛，对敢偷渡去外国的人，我们这里才有人借钱！”
什么？要做生意，没有人愿意借钱，敢去偷渡，却有人愿意借钱。开始，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很快，他明白了其中传统和现实的缘敞。
遭受现代鞭刑
那年，11月某日。
他舍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与6个男人3个女人一起，从福州机场乘飞机到长沙机场，再从长沙机场转乘飞机到泰国。在泰国，他们停留了6天。接下来，他们10个人在“蛇头”的带领下进入了马来西亚。 在那里，他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他们乘船进入了美丽的岛国新加坡。
目的地到了。他松了一口气。开始，他觉得此行运气不错，不但途中没有出差错，到达新加坡的当天晚上，就被告知第二天可以到一家制造铝合金门窗的工厂去工作。薪水呢，每天90到100元新加坡币。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4点钟打工结束以后，他和另外两个同行的偷渡者往“家”走时，被在市场周围巡逻的新加坡警察突然叫住了。
“把你们的护照拿出来。”警察用强硬的口气说。护照没有，他们只好跟着警察来到警察署。在那里，他们被分别审讯，分别作下笔录。几天以后，法院开庭审理他们的偷渡案件。结果是各判一个月监禁，还要各打3下藤鞭。
打藤鞭？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世界上有这样的刑罚。不是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吗？这里，怎么会有打藤鞭的古老刑罚呢？
住进收容所。几天以后，被剃了光头。大的房间，可以收容32个人。小的房间，可以收容12个人。待遇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熄灯。一个星期放风两次，每次可以在外面活动半个小时。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每次可以洗半个小时。每天，早饭是牛奶面包，午饭和晚饭是白米饭，另外有肉菜、鱼菜、青菜等。在收容的房间内可以相互小声说话，还可以轮流下几盘中国的象棋。
在收容所居住的第15天。可怕的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早上，他听见监狱长在高声喊叫：“17071号，出来排队!”他意识到了，这是在叫自己，因为自己在收容所内的号码是17071。
他的腿有些发软。但是，他还是支撑着精神走了出来。门外，排起了一条长龙。他听清楚了：今天要有76个人遭受鞭刑。他看清楚了，这些即将接受鞭刑的人当中，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这是一支多国籍的受刑部队！
他和所有的受刑者样，上身穿着白色的背心，下身穿着淡蓝色的短裤。他们排队等候在执刑房间的门外。叫到号码的人进去了。不一会儿，房间内就传出藤鞭击打肉体的声音，传出受刑者一声又一声凄惨的呼叫。
他扭脸看看等待受刑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是片片煞白，白里透青。监狱长走过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从福建来的，我的祖籍是福建渔溪。你不要再给中国人丢脸了，挨打的时候忍着一点，不要叫出声音来。那些叫唤的人，都是马来西亚人。”
他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只能点点头。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此刻，老乡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也就相见无泪了。
“17071！”这个号码再次被呼唤。
他意识到，轮到自己了。现在，作为一个男人也罢，作为一个犯人也罢，自己只有去接受鞭刑了。房间内，5个警官模样的人坐成一排，他们似乎是监刑人。确认姓名，确认号码，确认所犯下的罪行，确认应该鞭打的数目。
背心被命令脱下。短裤被命令脱下。他像刚刚降生到人世的时候一样，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眼前，是一个和人体一样高的涂抹着黄色油漆的“X”型的木头架子。他被命令趴到架子上，把手高高地举起。监刑人给他的手脚分别铐在木头架子上，让他无法动弹，更无法逃脱。接下来，一个松软的枕头被放在他的腰部上面。
执刑人走过来了。他的身高在l米8以上，体重在200斤以上。他的手中拿着一条长达2米的藤鞭!
一、二、三，这个执刑人往前走了3大步，只听“嗖”的一声，藤鞭准确地落到了他的臀部上面。
他无法忍受这种钻心的疼痛，情不自禁地发出“哎哟”的呼喊声。
执刑人不为这种声音所动，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后，第2鞭又抽打过来。接着，执刑人在原地再转一个圈子，把第3鞭又狠狠地抽打下来。
“结束了，这个残忍的刑罚终于结束了！”他这样想着，被监刑人从木架上解了下来。
监刑人给他的臀部涂抹了防止发炎的药水，让他重新穿上那囚犯的服装。他感到臀部后面像背着一个火炉，火辣辣地疼痛。回到房间，他无法坐下，只能趴在床上。一个星期以后，他才能够重新坐起来。
事后，他为自己有些庆幸。因为同来的偷渡伙伴中，在被鞭打的时候，3鞭都抽打在了相同的地方。鞭打以后，臀部发炎肿胀，皮肤溃烂，收容所的医生虽然给打针吃药，但终于没有能够痊愈，在被遣送回国的途中，始终站立着，无法坐下。
偷渡日本成功以后
新加坡的鞭刑，给他的臀部留下了终身无法消除的鞭痕，给他的心灵留下了终身无法挥去的阴影。那年年底，他回到了祖国。但是，等待他的是一个又一个登门催逼的债主。他想还债。可是，在国内，他感到自己无论如何勤奋，一辈子都还不上这笔债务了。
他寻找机会，整整寻找了两年多。终于，一个“蛇头”告诉他，只要肯于支付18万6500元人民币的现金，就可以给他搞一张“船员证”，把他带到日本。
他真的这样做了。四处借钱。每个月2分半的利息。19万元人民币，每个月的利息是4750元。他和另外3个人在日本横浜码头成功地登陆了。这次，他没有立即被逮捕。然而，没有工作的苦恼仍然在缠绕着他……
经受残酷鞭刑，仍然执着；身负巨额债务，仍然执着，为了自己人生的改变，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一次又一次地偷渡他国。
从法律的角度讲，他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他为此付出了惨重、屈辱的代价。从人生的角度讲，他的选择，这种是是非非，恐怕是现在难以定评的！
今天，记者记述的只是他的一段经历。怎样看待这段经历，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人生，各有各的风光，各有各的遭遇。这其间才体现出个体命运的迥然不同……(蒋丰)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蒋丰
养殖鳗鱼的失败
他是中国福建省福清市城头镇人，今年29岁。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在家乡从事房屋装潢工作；他下面有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了。
农村人，搞装潢。这在20年前的中国是不可设想发生的事情。但是，眼前却有这样的现实。从中，人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他呢，原来是在家乡从事油漆工作，是哥哥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日本的一些商社在附件大量收购鳗鱼，他也就乘风顺流转向，开办起个人的鳗鱼养殖场。那段时光，日本人显得很有钱。收购一吨鳗鱼，出价是18万元人民币。
试算算，一口深2米、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养鳗塘，一次可以放进两万多条鳗鱼苗。那时，每条鳗鱼苗的价钱是11.5元人民币。收获的季节，每口养鳗塘可以出产五到六吨满于。这是何等高额的收入！
当然，先期投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兴建一口养鳗塘，需要投资人民币150万元左右。由于这是日本商社定的货，销售出路没有问题，中国的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就肯于贷款了。
谁知，大商业帝国日本也不是日日都好。那些商社收购鳗鱼的条件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说越来越苛刻了。说到底，他们是要压低价钱。最后，每吨鳗雨的价格竟然跌落到7万元人民币了。
屋漏偏逢天下雨。他的鳗鱼养殖场，突然瘟疫流行，眼看着那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苗，在水中游动的越来越慢，最后是鱼身渐渐倾斜，鱼肚终于朝天了。
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和妻子守护在鳗鱼养殖场，像照料一个生病的婴儿那样，精心照料着这些传染上瘟疫的鳗鱼。投放药物，频繁换水，送走死者，抢救生者……
但是，苍天无眼。最后，他的40万条鳗鱼苗都慢慢地死去了。随时，如果用金钱计算的话，是120万元人民币。
面对着这个数字，他那本来就消瘦的身躯更加消瘦了；他那被泪水模糊的双眼更加模糊了。开办鳗鱼养殖场的时候，他曾想，如果赚了饯的话，可以说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赚过这样多的钱。关闭鳗鱼养殖场的时候，他真正感到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欠下这样多的债务!
欠债，总是要还的。他心里非常清楚。
怎么还呢？他想重新做一笔生意。为了这笔生意能够成功，他开始四处借钱。当他转了一圈后发现，为做生意去借钱，已经没有人肯于借他了。所有人都担心地问他“你的生意如果再失败了，你用什么钱还我们？”
是啊，如果生意再失败了，自己用什么钱去还所借下的债务呢？可是原有的债务也不能不还呀！
一位往日的好友找上门来，对他说“你没有听说嘛，对敢偷渡去外国的人，我们这里才有人借钱！”
什么？要做生意，没有人愿意借钱，敢去偷渡，却有人愿意借钱。开始，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很快，他明白了其中传统和现实的缘敞。
遭受现代鞭刑
那年，11月某日。
他舍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与6个男人3个女人一起，从福州机场乘飞机到长沙机场，再从长沙机场转乘飞机到泰国。在泰国，他们停留了6天。接下来，他们10个人在“蛇头”的带领下进入了马来西亚。 在那里，他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他们乘船进入了美丽的岛国新加坡。
目的地到了。他松了一口气。开始，他觉得此行运气不错，不但途中没有出差错，到达新加坡的当天晚上，就被告知第二天可以到一家制造铝合金门窗的工厂去工作。薪水呢，每天90到100元新加坡币。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4点钟打工结束以后，他和另外两个同行的偷渡者往“家”走时，被在市场周围巡逻的新加坡警察突然叫住了。
“把你们的护照拿出来。”警察用强硬的口气说。护照没有，他们只好跟着警察来到警察署。在那里，他们被分别审讯，分别作下笔录。几天以后，法院开庭审理他们的偷渡案件。结果是各判一个月监禁，还要各打3下藤鞭。
打藤鞭？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世界上有这样的刑罚。不是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吗？这里，怎么会有打藤鞭的古老刑罚呢？
住进收容所。几天以后，被剃了光头。大的房间，可以收容32个人。小的房间，可以收容12个人。待遇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熄灯。一个星期放风两次，每次可以在外面活动半个小时。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每次可以洗半个小时。每天，早饭是牛奶面包，午饭和晚饭是白米饭，另外有肉菜、鱼菜、青菜等。在收容的房间内可以相互小声说话，还可以轮流下几盘中国的象棋。
在收容所居住的第15天。可怕的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早上，他听见监狱长在高声喊叫：“17071号，出来排队!”他意识到了，这是在叫自己，因为自己在收容所内的号码是17071。
他的腿有些发软。但是，他还是支撑着精神走了出来。门外，排起了一条长龙。他听清楚了：今天要有76个人遭受鞭刑。他看清楚了，这些即将接受鞭刑的人当中，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这是一支多国籍的受刑部队！
他和所有的受刑者样，上身穿着白色的背心，下身穿着淡蓝色的短裤。他们排队等候在执刑房间的门外。叫到号码的人进去了。不一会儿，房间内就传出藤鞭击打肉体的声音，传出受刑者一声又一声凄惨的呼叫。
他扭脸看看等待受刑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是片片煞白，白里透青。监狱长走过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从福建来的，我的祖籍是福建渔溪。你不要再给中国人丢脸了，挨打的时候忍着一点，不要叫出声音来。那些叫唤的人，都是马来西亚人。”
他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只能点点头。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此刻，老乡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也就相见无泪了。
“17071！”这个号码再次被呼唤。
他意识到，轮到自己了。现在，作为一个男人也罢，作为一个犯人也罢，自己只有去接受鞭刑了。房间内，5个警官模样的人坐成一排，他们似乎是监刑人。确认姓名，确认号码，确认所犯下的罪行，确认应该鞭打的数目。
背心被命令脱下。短裤被命令脱下。他像刚刚降生到人世的时候一样，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眼前，是一个和人体一样高的涂抹着黄色油漆的“X”型的木头架子。他被命令趴到架子上，把手高高地举起。监刑人给他的手脚分别铐在木头架子上，让他无法动弹，更无法逃脱。接下来，一个松软的枕头被放在他的腰部上面。
执刑人走过来了。他的身高在l米8以上，体重在200斤以上。他的手中拿着一条长达2米的藤鞭!
一、二、三，这个执刑人往前走了3大步，只听“嗖”的一声，藤鞭准确地落到了他的臀部上面。
他无法忍受这种钻心的疼痛，情不自禁地发出“哎哟”的呼喊声。
执刑人不为这种声音所动，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后，第2鞭又抽打过来。接着，执刑人在原地再转一个圈子，把第3鞭又狠狠地抽打下来。
“结束了，这个残忍的刑罚终于结束了！”他这样想着，被监刑人从木架上解了下来。
监刑人给他的臀部涂抹了防止发炎的药水，让他重新穿上那囚犯的服装。他感到臀部后面像背着一个火炉，火辣辣地疼痛。回到房间，他无法坐下，只能趴在床上。一个星期以后，他才能够重新坐起来。
事后，他为自己有些庆幸。因为同来的偷渡伙伴中，在被鞭打的时候，3鞭都抽打在了相同的地方。鞭打以后，臀部发炎肿胀，皮肤溃烂，收容所的医生虽然给打针吃药，但终于没有能够痊愈，在被遣送回国的途中，始终站立着，无法坐下。
偷渡日本成功以后
新加坡的鞭刑，给他的臀部留下了终身无法消除的鞭痕，给他的心灵留下了终身无法挥去的阴影。那年年底，他回到了祖国。但是，等待他的是一个又一个登门催逼的债主。他想还债。可是，在国内，他感到自己无论如何勤奋，一辈子都还不上这笔债务了。
他寻找机会，整整寻找了两年多。终于，一个“蛇头”告诉他，只要肯于支付18万6500元人民币的现金，就可以给他搞一张“船员证”，把他带到日本。
他真的这样做了。四处借钱。每个月2分半的利息。19万元人民币，每个月的利息是4750元。他和另外3个人在日本横浜码头成功地登陆了。这次，他没有立即被逮捕。然而，没有工作的苦恼仍然在缠绕着他……
经受残酷鞭刑，仍然执着；身负巨额债务，仍然执着，为了自己人生的改变，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一次又一次地偷渡他国。
从法律的角度讲，他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他为此付出了惨重、屈辱的代价。从人生的角度讲，他的选择，这种是是非非，恐怕是现在难以定评的！
今天，记者记述的只是他的一段经历。怎样看待这段经历，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人生，各有各的风光，各有各的遭遇。这其间才体现出个体命运的迥然不同……(蒋丰)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