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市第一家养鳗场在上迳南湾村动工投产，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养鳗业如同雨后春笋在福清迅速崛起。在福清的大部分农村，几乎都能见到养鳗人的身影。鳗业，不仅让不少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当中解脱出来，而且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即便鳗业曾一度步入低谷，但鳗业曾经的辉煌为当时福清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厚重一笔。在福清人的记忆里，鳗业，就是一段传奇！
门板铺起的富裕路
站在上迳南湾养鳗场的旧址上，养鳗第一人杨宗龙感慨万千：“是门板铺就了我的致富路”。
上个世纪70年代，上迳南湾村坑坑洼洼的村路没有阻断年轻的杨宗龙的致富梦。家乡冬暖夏凉的水质特点，让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一心想在水产养殖业方面有所发展。他揣着多年积攒的一万元钱，一边学习先进的养鳗技术，一边寻找机会。
“福建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要在省内建立三个养鳗基地。”得此消息，杨宗龙兴奋的一夜未睡。次日，杨宗龙跑到福建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说明上迳南湾村是建立养鳗基地的最好选择。
在随后的日子里，跑福州联系业务几乎成了杨宗龙的全部工作。“当时在福州，我每晚都住4角钱的澡堂里，蚊子整晚跟你做伴，吃的是草包饭。”谈起当时的创业经历，杨宗龙笑了。
杨宗龙的干劲和韧性终于感动了粮油公司的领导们。几天后，他们带着一班人到南湾村进行实地考察。“当时从南湾村往养鳗基地虽说只有1里路，但到处是坑坑洼洼，我特意向村民借了十七块门板，等车开过去后，再将后面的门板铺到前面，让考察车辆顺利到达养鳗基地。”杨宗龙说，“为给考察人员留下好印象，我特意买了5毛钱的凤凰牌烟、8块1的茅台酒招待他们。”
1979年夏季，南湾养鳗场终于动工兴建，为解决十多万元的建设费用，粮油公司通过以低价拔补高价卖出尿素的方式，让当时的上迳公社筹资到15万元。就这样，福清第一家占地60亩、养殖面积达30亩的养鳗场宣告诞生。
“当时所有的技术包括养鳗设备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鳗场第一期就投入了25万条日本鳗鲡，同年十月公社就净赚4万元。”此后，上迳南湾村养鳗场渐入佳境，成鳗的价格也由每吨9000元卖到了12000元。1983年，杨宗龙带着大家的厚望前往日本学习养鳗技术。三个月后，他学成归来，当年就将育苗成长倍数从原来的3-4倍提高到7-10倍。到1984年，南湾养鳗场的产量达到数百吨，效益每年以10%到20%的速度递增。
也许，杨宗龙当时并未意识到，南湾村养鳗场的成功创办，为南湾村乃至整个福清市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改革的春天，同时揭开了福建及福清鳗业大发展的序幕。
福清养鳗业“疯”了
不仅在南湾村，养鳗业的兴起已经波及许多乡镇。建新水库养鳗场、梧岗养鳗场、音西养鳗场、东张水库养鳗场等17家养鳗场相继建成投产。1989年海口、城头、渔溪等的农民也纷纷加入了这浩荡荡的养鳗队伍中。
“那时的景象就像沸腾的群山，运煤声、作业声、机器哄鸣声在每一个鳗场都能见到。”杨宗龙的话语可见当时鳗业的繁荣，“每吨成鳗最高价卖到了18万元人民币，鳗价卖出黄金价，这让福清人彻底地疯狂起来。”
即便如此，负责鳗鱼出口的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还是天天催着出货，日本1/3的鳗鱼进口是从福清买进的。“每天都得用货机运送数十吨的成鳗到日本的名古屋。”提起当年火红的生意，杨宗龙格外陶醉。
由于成鳗价不断飙涨，鳗苗也从最早的一条不到1分钱发展到到一条18元。由于鳗苗供不应求，还有不少人蜂拥前往长江捕捞鱼苗，不少农民也因此发家。
养鳗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红虫养殖、饲料厂也成了当时的赚钱行业。80年代后期，福清人抓住日本养鳗业萎缩这一良机，大力发展养殖。截至1996年，全市养鳗企业发展到近400家。此外，福清人还在全省各地创办150多家养鳗场。就1995年鳗业产值近五十亿元，上交税金一点二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时，福清养鳗业达到颠峰：全市整个鳗业的产值高达50亿元，每年征收到的农业特产税高达到5000万，成为全国农业特产税征收第一名的县。养鳗业无疑成为当时福清的一个支柱产业。
“养鳗人富了，消费也阔绰了。”杨宗龙说，“当时在歌厅里为点一首歌就送出了200元甚至1000元的小费。有些养鳗人，光一年的消费就花去了数百万元。”养鳗业的兴盛带动当时经济发展可见一斑。
经历风雨终见彩虹
当养鳗人还陶醉在喜悦中时，一场鳗业危机正步步逼进！
随着全国各地养鳗规模的急剧扩大，一哄而上的养鳗热又未曾得到行业内部的调控与规划，于是同业间彼此竞价风波不断。加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降，养鳗业终于在1995年后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滑坡。在这场灾难中，福清市的养鳗业同样未能幸免：每吨活鳗价格由1995年18.7万元跌至1997年的3.8万元。不少养鳗企业在这场风波中纷纷倒闭。到1998年，全市仅剩100多家养鳗场仍在苦苦支撑。
在领略了市场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恶果后，从1996年起，福清鳗农开始自发建立同业协会，以期整体的推进应对市场。同时他们开始研制欧洲鳗这个新品种的试养，获得成功，到2001年该市欧鳗放苗量已达4300万尾，产量9000吨。针对日本市场青睐烤鳗的特点，以齐翔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大型烤鳗厂也迅速诞生。据统计，我市的13家烤鳗厂中先后有9家通过了ISO9000国际标准认证，4家通过了日本的《安全认证》。福清鳗业终于又重振了生机。
但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3月，日本对我国出口至其市场的活鳗设置“绿色壁垒”，提高了药物残留的检测指标，福清鳗鱼出口再遭重创。此后，日本又施行了更加严厉的“命令检查”政策，致使鳗价急跌至每吨仅1万多元，福清活鳗养殖业遭遇到非常沉重的打击。养鳗业处于生死关头。
2005年7月“孔雀石绿”事件，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的日元大幅贬值，市场萎缩，购买力下降等原因，对出口完全依赖日本市场的福清烤鳗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统计，2005年，我市有173家养鳗场仅投苗2500万尾，平均每个场只有14．45万尾。
面对不利局面，提高养殖的各项卫生标准，杜绝使用各种违禁药品，推广“绿色养殖”。成为养鳗业的当务之急，经过几年的努力，日本在对已登记的养殖场出口日本的活鳗的检测中，未发现不合格品，活鳗品质趋于稳定。鉴于此种情况，日本方面已经有条件地解除对已获得有关部门证书并已登记的养殖场、加工厂出口活鳗、白烧鳗的全量检测。
“去年以来，我市的养鳗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杨宗龙说“随着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当年的养鳗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养鳗场。”
杨宗龙认为，我市的养鳗业经过三十年的历炼正逐步成熟。我市鳗业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已经开始拓展国内市场。“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鳗业的冬天已经扛过，春天一定不会太远。”杨宗龙说，“再创当年的辉煌指日可待！”
门板铺起的富裕路
站在上迳南湾养鳗场的旧址上，养鳗第一人杨宗龙感慨万千：“是门板铺就了我的致富路”。
上个世纪70年代，上迳南湾村坑坑洼洼的村路没有阻断年轻的杨宗龙的致富梦。家乡冬暖夏凉的水质特点，让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一心想在水产养殖业方面有所发展。他揣着多年积攒的一万元钱，一边学习先进的养鳗技术，一边寻找机会。
“福建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要在省内建立三个养鳗基地。”得此消息，杨宗龙兴奋的一夜未睡。次日，杨宗龙跑到福建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说明上迳南湾村是建立养鳗基地的最好选择。
在随后的日子里，跑福州联系业务几乎成了杨宗龙的全部工作。“当时在福州，我每晚都住4角钱的澡堂里，蚊子整晚跟你做伴，吃的是草包饭。”谈起当时的创业经历，杨宗龙笑了。
杨宗龙的干劲和韧性终于感动了粮油公司的领导们。几天后，他们带着一班人到南湾村进行实地考察。“当时从南湾村往养鳗基地虽说只有1里路，但到处是坑坑洼洼，我特意向村民借了十七块门板，等车开过去后，再将后面的门板铺到前面，让考察车辆顺利到达养鳗基地。”杨宗龙说，“为给考察人员留下好印象，我特意买了5毛钱的凤凰牌烟、8块1的茅台酒招待他们。”
1979年夏季，南湾养鳗场终于动工兴建，为解决十多万元的建设费用，粮油公司通过以低价拔补高价卖出尿素的方式，让当时的上迳公社筹资到15万元。就这样，福清第一家占地60亩、养殖面积达30亩的养鳗场宣告诞生。
“当时所有的技术包括养鳗设备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鳗场第一期就投入了25万条日本鳗鲡，同年十月公社就净赚4万元。”此后，上迳南湾村养鳗场渐入佳境，成鳗的价格也由每吨9000元卖到了12000元。1983年，杨宗龙带着大家的厚望前往日本学习养鳗技术。三个月后，他学成归来，当年就将育苗成长倍数从原来的3-4倍提高到7-10倍。到1984年，南湾养鳗场的产量达到数百吨，效益每年以10%到20%的速度递增。
也许，杨宗龙当时并未意识到，南湾村养鳗场的成功创办，为南湾村乃至整个福清市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改革的春天，同时揭开了福建及福清鳗业大发展的序幕。
福清养鳗业“疯”了
不仅在南湾村，养鳗业的兴起已经波及许多乡镇。建新水库养鳗场、梧岗养鳗场、音西养鳗场、东张水库养鳗场等17家养鳗场相继建成投产。1989年海口、城头、渔溪等的农民也纷纷加入了这浩荡荡的养鳗队伍中。
“那时的景象就像沸腾的群山，运煤声、作业声、机器哄鸣声在每一个鳗场都能见到。”杨宗龙的话语可见当时鳗业的繁荣，“每吨成鳗最高价卖到了18万元人民币，鳗价卖出黄金价，这让福清人彻底地疯狂起来。”
即便如此，负责鳗鱼出口的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还是天天催着出货，日本1/3的鳗鱼进口是从福清买进的。“每天都得用货机运送数十吨的成鳗到日本的名古屋。”提起当年火红的生意，杨宗龙格外陶醉。
由于成鳗价不断飙涨，鳗苗也从最早的一条不到1分钱发展到到一条18元。由于鳗苗供不应求，还有不少人蜂拥前往长江捕捞鱼苗，不少农民也因此发家。
养鳗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红虫养殖、饲料厂也成了当时的赚钱行业。80年代后期，福清人抓住日本养鳗业萎缩这一良机，大力发展养殖。截至1996年，全市养鳗企业发展到近400家。此外，福清人还在全省各地创办150多家养鳗场。就1995年鳗业产值近五十亿元，上交税金一点二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时，福清养鳗业达到颠峰：全市整个鳗业的产值高达50亿元，每年征收到的农业特产税高达到5000万，成为全国农业特产税征收第一名的县。养鳗业无疑成为当时福清的一个支柱产业。
“养鳗人富了，消费也阔绰了。”杨宗龙说，“当时在歌厅里为点一首歌就送出了200元甚至1000元的小费。有些养鳗人，光一年的消费就花去了数百万元。”养鳗业的兴盛带动当时经济发展可见一斑。
经历风雨终见彩虹
当养鳗人还陶醉在喜悦中时，一场鳗业危机正步步逼进！
随着全国各地养鳗规模的急剧扩大，一哄而上的养鳗热又未曾得到行业内部的调控与规划，于是同业间彼此竞价风波不断。加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降，养鳗业终于在1995年后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滑坡。在这场灾难中，福清市的养鳗业同样未能幸免：每吨活鳗价格由1995年18.7万元跌至1997年的3.8万元。不少养鳗企业在这场风波中纷纷倒闭。到1998年，全市仅剩100多家养鳗场仍在苦苦支撑。
在领略了市场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恶果后，从1996年起，福清鳗农开始自发建立同业协会，以期整体的推进应对市场。同时他们开始研制欧洲鳗这个新品种的试养，获得成功，到2001年该市欧鳗放苗量已达4300万尾，产量9000吨。针对日本市场青睐烤鳗的特点，以齐翔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大型烤鳗厂也迅速诞生。据统计，我市的13家烤鳗厂中先后有9家通过了ISO9000国际标准认证，4家通过了日本的《安全认证》。福清鳗业终于又重振了生机。
但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3月，日本对我国出口至其市场的活鳗设置“绿色壁垒”，提高了药物残留的检测指标，福清鳗鱼出口再遭重创。此后，日本又施行了更加严厉的“命令检查”政策，致使鳗价急跌至每吨仅1万多元，福清活鳗养殖业遭遇到非常沉重的打击。养鳗业处于生死关头。
2005年7月“孔雀石绿”事件，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的日元大幅贬值，市场萎缩，购买力下降等原因，对出口完全依赖日本市场的福清烤鳗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统计，2005年，我市有173家养鳗场仅投苗2500万尾，平均每个场只有14．45万尾。
面对不利局面，提高养殖的各项卫生标准，杜绝使用各种违禁药品，推广“绿色养殖”。成为养鳗业的当务之急，经过几年的努力，日本在对已登记的养殖场出口日本的活鳗的检测中，未发现不合格品，活鳗品质趋于稳定。鉴于此种情况，日本方面已经有条件地解除对已获得有关部门证书并已登记的养殖场、加工厂出口活鳗、白烧鳗的全量检测。
“去年以来，我市的养鳗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杨宗龙说“随着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当年的养鳗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养鳗场。”
杨宗龙认为，我市的养鳗业经过三十年的历炼正逐步成熟。我市鳗业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已经开始拓展国内市场。“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鳗业的冬天已经扛过，春天一定不会太远。”杨宗龙说，“再创当年的辉煌指日可待！”